ˈbæləns

再另：GCD做得不好，我就是要批评、就是要骂！还是那句话：忠言逆耳利于行。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对统治者的名姓一直都实行避讳，带一个字都视为忤逆；写着写着我才发觉，最有趣的是，时至今日，我们也还在用诸如“GCD”、“ZF”这样的东西！仅针对这一个现象，我试问：和封建社会有什么区别？

GCD他挨两句骂能怎么样？骂得对不对自有历史和人民来评说，骂错了也用不着有人成天跟在屁股后头删。连几句骂都受不了，这样的胸襟，一点自信都没有，还是不要出来丢人现眼了。

觉得我说得不对的，你可以站出来，咱们聊聊~

3月 28日，成都环保工作者、作家、原《文化人》主编谭作人，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被拘留，此前谭先生正在进行有关川震遇难儿童与豆腐渣工程的调查，并 核 实遇难学生名单。28日上午，警方来人抄走他家的光碟、手稿、文件，当时只有他的孩子在家，警方并对其抄家现场进行了拍照。

谭 作人发起以及参与过四川成都公民关注的多项公益活动，他曾就 彭州石化项目发起“和平保城”行动，并向地方政府呈交《关于成都彭州石化项目的公民意见建议 书》。去年川震发生后，谭作人发表了多篇分析文章。今年春天， 谭作人撰写了有关建立《5·12学生档案》的倡议书，并开始实地走访，希望在川震一周年期 间完成公民独立调查。 谭作人目前手机无法打通，他被警方拘留后，家中只有太太王庆华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在他被拘留之前，电脑曾经被盗，家中的狗也曾经被人用刀捅伤。谭作人认 为这些有可能是针对他本人的报复，并设想要与家人分开，以免伤及妻子和孩子。谭作人朋友目前能够打通的只有他家中电话。


以下是正文。就像梁文道先生建议的：“请耐心读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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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譚作人先生長文一篇，請耐心讀到最後。

 

谭作人:龙门山：请为北川孩子作证
请看博讯热点：四川地震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8月19日 来稿)

[日期：2008-08-19]来源：新世纪 作者：谭作人 [字体：大 中 小]
    

——追踪大禹故里北川的天灾人祸
    
愿把有罪的我，献给无罪的你——
    
献给5·12大地震罹难的孩子们
    
    
     一、哀北川 大不幸
    
     对于北川，我是一个罪人。
    
     两年前，北川文化人盛情邀请我去北川，帮助策划禹里文化旅游和红色旅游，同时考察当地修建漩坪电站和苦竹坝电站的官民争论。我以“太忙”为托辞，婉拒了。我和不讲恩义的当代汉族人一样，轻慢了北川人。
    
     两个月前，我来到已经城毁人亡的北川县城，面对北川中学废墟下成千不该凋谢的生灵，我悔恨不己。我发誓说要用手中的笔为他们讨回公道。但是两个月来，我写不出一个字，我食言了，失信了。我是北川的罪人。
    
     无论什么借口都不能使我脱罪。北川，面对你的世纪灾难，面对你的历史背影，我只有深深的忏悔。我要把我的不尽的挽歌献给你，同时献给，我的自以为是的不思悔改的汉民族兄弟。
    
     巍巍龙门山脉，请您证明：我的言说，出自事实；我的忏悔，出自真诚。
   
     每一个地方，都有一部灾难史；而北川的灾难史，埋藏着一段不堪的历史。
    
     北 川，作为大禹故里和千年古城，经历过两次天灾人祸大劫难，并因此引发了两次人口危机。一次是1935年的国内战争，红白二军鏖战北川100天整，事后北川 总人口由4.6万人锐减至2.5万人，全县街道村落寺庙俱毁。另一次，就是5·12北川大地震。这次大灾难，致使北川县城近4万总人口损失过半，现登记幸 存人员不足0.6万人。尤其惨烈者，北川县城仅中小学生伤亡数千，3岁至17岁少年儿童几近断档，实为人间空前灾难！
    
     这些大劫难中，究竟有多少天灾，多少人祸，自有历史评说。依据事实判断，摈弃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让我们回眸历史，看看北川县两次大劫难的全过程，以便厘清历史责任，给后人留下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一、历史人祸 谁负责任
    
     1935 年 1月， 逃离湘鄂赣根据地的中央红军在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确定了“渡过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赤化川、康、陕、甘、青广大地区”的战 略总方针。 同时，当时实际兵员已不足万人的中央红军电令拥兵十万的红四方面军“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向嘉陵江以西进攻”（《为红军主 力入川给四方 面军电》）。四方面军总指挥张国焘接电，遂放弃了经营多年的广阔的川陕根据地，离开通南巴，全队西进北上，于1935年4月12日由江油甘 溪（猿王洞）进入北川县境。
    
     红 军入境后，一面为阻截14万川军的追击，匆忙布置了历时73天的千佛山（土门）战役；一面打土豪分土地，发动北川群众支前。红四方面军在北川首倡民族平 等，区域自治的民族政策，并创立了西北联邦政府禹里苏维埃乡（治城）。这是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府。不久后，红军在阿坝和甘孜分别建立起格勒得沙人民 共和国、波巴人民共和国，即为“禹里模式”的翻版。后来，这种国中之“国”，也出现在新疆喀什等地，留下了民族分裂的历史隐患。
    
     事实证明了民族自治政策的有效性――在建立“人民新政府”口号刺激下，山高坡陡，地脊民贫的北川县，以红军占领区内仅有的3万人口，派出了3千多人的支前运粮大军和战场救护队，几乎是全县青壮年人人上阵，积极支红扩红，为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5 年 6月12日，四方面军完成了吸引川军，阻击川军，掩护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战略任务，翻越羌山，与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6月下旬，北川境内红军开始撤 离。在“参加红军的十大好处”的鼓动下，超过1500北川儿女，随红军走上了长征路，其中大多数人一去不回。1953年，北川定为“革命老根据地” 后，追 认当地红军烈士多达1097人，占当时总人口3．66％。
    
     红 军撤退时，为防止川军追击，沿途实行坚壁清野，放火烧毁所有带不走的粮食，烧毁所有桥梁和街道。石纽山下，始建于唐朝的千年禹庙，也毁于大火之中。全县境 内桂溪、垭上、贯岭、都坝、开坝、小坝、片口、桃龙、禹里、墩上、坝底、庙头坝、马槽、白什、麻窝、青片等17条街道及村庄，全遭焚毁，致使境内 1260 户6000多场镇居民及农民，总计1万多人无粮可吃，无家可归。
    
     尾 随追击的川军入境后，大搞报复，大开杀戒，凡支红民工、积极分子皆杀，当过几天苏维埃干部的更是全家杀绝，惨遭灭门。一月不到，北川境内2000多人惨遭 杀戮。大屠杀之后，瘟疫、饥荒接踵而至，疫病流行，致使北川人口减少几半，一些富庶地方成为无人区。国民党北川县长冯康说：北川自遭匪后，又罹兵灾，损失 之巨，断难计及。鸡犬无声，路断人稀，即此地之写照。
    
     1935 年 4月12日至7月23日，红军百日驻留，致使北川百年难愈。后来魏传统将军高歌：“红军血战千佛山，至今未忘过北川”。然而红军不如陈涉，不仅忘了“ 苟 富贵，勿相忘”，甚至忘了给几近毁灭的北川，一个道歉。证据是，直到2003年，北川才以全国唯一羌族县身份，成为最后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
    
     如今佛泉山战场遗址清晰可见，被毁禹庙及村落遗址历历在目，被红军乱刻又被白军凿毁的明代岣嵝碑至今尤存（又名禹碑、大禹功德碑。原碑700蝌蚪文，仅25字残存），成为龙门山为1935年大灾难作出的历史证词。
    
    
     二、北川悲歌 不该发生
    
     北 川县位于四川省绵阳市西北部山区，县城曲山镇，面积1．6平方公里。全县所辖三镇十七乡，居住着羌、汉、藏、回等十七个民族，总人口16.06万人。其 中，世居羌族9.1万人，占总人口的56.7%。北川地处四川西北龙门山脉中段南侧，县域面积2869.18KM2，其中山地面积 2834.73KM2， 占幅员总面积98.8%。区内仅有青片河与白草河交汇处的北川河谷（禹里乡）及通口河（湔江，上游为青片河，下游为涪江，已规划 20级水电开发）有少量河 谷盆地，几乎全为崇山峻岭。在龙门山断裂构造带中，北川是龙门山主中央断裂带北川——映秀断裂（长约320KM）的起始点，曾经发生过1958年6.2级 强震，历来被设定为龙门山断裂带地震Ⅶ度设防区。
    
     北 川境内山青水秀，生态环境良好，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丰富。除北川人引以为荣的大禹故里、羌族文化、革命老区外，还有大熊猫、金丝猴等多样化的野生动植物资 源，以及猿王洞、千佛山、小寨子沟、龙门山泥盆系标准地层剖面等高等级旅游资源，适宜多样化体验型现代旅游产品的综合开发。
    
     然而历史开了北川的玩笑。善良纯朴的北川人没有等到大禹荣光的照耀，没有等到红军报恩的润泽，没有享受现代文明的硕果，没有盼来山区生态经济发展的好时代，就被想逃也逃不掉的天灾人祸，断了生路，碎了梦境。
    
     北川的悲剧，从县城迁址开始。
    
     1950 年 1月，当年的红军，现在的人民解放军，回到了北川县城——治城，完成了一个15年前的约会。当时县政府为了军事控制及安全保障，于1951年起开始沿湔 江修建治城至曲山镇全长22KM的北茂公路。1952年公路修成，为了更加靠近绵阳，县政府放弃了已有一千三百七十四年历史，位于北川河谷，地势相对宽平 的治城，抛开有恩于己的禹里人民，于当年9月把县城迁往只有79户320人、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狭窄的曲山小镇，为2008年北川大地震，预设了一个城毁 人亡的死亡陷井。
    
     自 县城迁址后，当地传开了“早晚要包饺子”的民间传闻。1958年2月8日，北川发生里氐6.2级强震（微观震中为什邡金河即今红白镇），在当时大跃进政治 形势下，无人知道地震破坏和人员伤亡情况。1959年，部分当地干部提出迁回治城的动议，未获批准。1961年2月8日北川县城再次发生4.7级地震，伤 亡不详。因此自1959年起，就不断有人提议把县城迁回治城原址，可惜均遭拒绝，致使北川人民失掉了多次的逃生机会。
    
     龙 门山断裂构造带，是地震活动频繁的活动断裂带，自1169年来，已经发生5．0级以上破坏性地震26次（6．0级以上20次），平均32年／次。唐山大地 震前后，在距北川不足200KM半径内，相继发生过1933年汶川叠溪7．5级，1958年什邡金河6．2级，1970年大邑6．3级等大震强震，七十年 代后期相继发生1976年松潘平武7.2级震群，1977年茂汶4.2级地震，1978年黑水5.4级地震，1978年邛崃4.4级地震，1981 年彭州 大宝4.5级地震，1999年绵竹汉旺5．0级地震群，等等。这些地震波及北川，引起了北川的恐慌，要求迁城的呼声日益高涨。北川县委县政府，多次向上级 政府打报告，提出迁城动议。许多专家勘察北川后，也认为北川县城座落在龙门山地震带的中央主干断裂上，县城周边地势险峻，地质灾害点密布，灾害体巨大，十 分危险。
    
     1986 年至1987年，北川多次请来绵阳市地质学会专家考察，勘察并论证迁城的必要性。由于一些秉承上意的专家坚持“无危险论”，也由于地方财政无力解决2亿多 元的搬迁费用，迁城动议被搁置。1988年，北川仅仅得到了己经申请了几十年的“享受民族县待遇”的安慰奖，却失去了最后的逃生机会。
    
     迁 城无望，北川人只好就地想办法。从90年代起，北川县城行政中心开始迁往湔江对岸茅坝，旧城区内只剩下学校、医院、居民区和老街商业区。为防止经常滚石下 山的王家老岩发生大型地质灾害，对其进行了植绿护坡、打桩支撑、拦石保坎等工程除险措施，然而经常性发生的中小地震特别是雨季小震，致使山上滚石或街上飞 石伤人，时有发生。北川人从积极逃生到无可奈何，从提心吊胆到思想麻庳，终于逃无可逃，坐等死神上门，等来了天灾人祸的完美合成。
    
     2008 年 5月12日，不幸的北川人眼睁睁地看着传说多年的“包饺子”惨剧发生，不少家庭惨遭灭门之祸，没有逃出来一个人。地震当天，湔江右岸的王家老岩向湔江方 向整体平移100米，吞噬了靠山的曲山街，掩埋了几乎整个老城区。老城区内，很少有人逃生。新县城茅坝一侧景家山当天也发生大面积山体垮塌，合并大量建筑 倒塌，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
    
     5·12 当天，正在绵阳开会的北川县委书记宋明知道发生了”汶川地震”，脱口而出说：完了完了，北川被包饺子了。宋书记赶回北川后，原来有147人的县公安局，仅 44人生存；县看守所42名战士和35名犯人被埋；而160人的县医院，只剩下4人。然而英雄的北川人民，干群一心，团结自救。当天下午，在派出5批次人 员求救，仍等不到绵阳官方救援的情况下，以仅剩下1／3干部的北川县四大班子，带领幸存的2000多群众实施了抢险自救和安全转移。
    
     距北川新县城22ＫＭ的原北川老县城治城（禹里），在5．12地震中除后来遭受唐家山堰塞湖库尾水淹外，房屋建筑损失相对较小，人员安全转移。
    
     北川县城毁人亡的事实证明，一旦发现错误，必须尽快改正，以免酿成灾祸。即使是上一代遗留下来的历史错误，也应该有人负责，有人纠正。如果不纠正，不作为，必定酿成事故，必致更大的现实灾祸发生。
    
     知灾不避祸，致使家园瞬间没了影，青山一夜白了头，这是人祸，还是天灾？
    
     三、灾中之祸 人间惨剧
    
     灾中之祸，就是天灾之中，埋伏的人祸。
    
     一 个失误，可以弥补；一个错误，可以改正；一连串错误构成的因果链条，必定酿成灾祸，祸国殃民。正是在这个认识基础上，从北川归来后，5月19日在接受《希 望之声》采访时，我提出了“四川大地震人祸更胜于天灾”的观点，并且强调：至少在学校校舍整体坍塌的问题上，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由 于受到官方媒体“主导”的误导，开始两天，我一直以为汶川是灾情最严重的灾区。5月14日我驾车赶往汶川，却被阻在了都江堰。在都江堰市区，我发现受损建 筑中，受损最严重、垮塌最彻底的，竟然是学校校舍！这些完全坍塌的校舍，与周边部分坍塌或局部受损甚至完好无损的民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反差之大，想 视而不见，都不可能。
    
     5 月 16日，在北川县城关曲山镇，面对着北川中学粉碎性坍塌的主教学楼，整体下挫两层的新教学楼，部分坍塌的实验楼，距主教学楼十多米却完好无损的旧教学楼 ——一幢建于70年代并于三年前申报为二级危房的老楼，以及不远处受损轻微的教师宿舍，我彻底无语了。事实就是证据。事实胜过证据。
    
     北 川是一个地震多发区。在这里，北川人明知有大灾降临却无法回避，躲无处躲，防不胜防。北川县城多数建筑达不到“多遇地震不坏，设防地震烈度可修，罕遇地震 不倒”的Ⅶ度设防要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ＧＢ50223—2004）。 北川学校、医院、幼儿园达不到“震而不裂，裂而不倒，倒而不塌” 的乙 类重要建筑的设防要求（实际多为丁类次要建筑）。多年来，有关部门明知地震活跃，大震 将至，对危险建筑特别是公共建筑不检查，不加固，致使地震发生时， 房屋大面积倒塌或粉碎性坍塌，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特别是造成幼儿和中小学生大量伤亡，这 不是人祸，什么是？
    
     天灾可怕，也不可违；人祸却是可恨，可恶，可耻，可鄙，更可怜——人祸把天灾的受害者，变成了包括施害者在内的不必要的共同受害者。
    
     在 北川，一位北川中学老师也是遇难学生家长向我轻声述说：“主楼不到十秒就垮了。开始还能打通电话，我说乖乖别急，爸爸马上找人来救你。跟着余震来了，那边 喊不答应了。”大痛无声，这位家长的平静语气，象在述说别人的事情，惟有提到“赵长能”三个字时，眼里闪过寒光，令我一惊。这位家长详细讲述了 96～98 年主教学楼修建时的“马拉松”工程，提到了赵校长和几个包工头。很明显，他希望这些应该负有责任的人，能够承担责任。
    
     事 情的发展令我意外：开始官方还承认校舍豆腐渣工程问题，并且承诺要认真追查，后来竟然全部否认，不仅使用宣传机器来颠倒是非，甚至动用国家镇压机器，打 压 要为儿女讨公道的家长们，拘捕处罚前段时间提出过质问的人（其中包括我的朋友刘绍坤先生和黄琦先生）。也许有人真正以为，使用高压压制，杀一儆百，使 受害 者发不出声音，就可以把罪恶掩盖过去。
    
     我 想问问：当个别人把问责学校豆腐渣工程上升到“与共产党对着干”的政治高度时，是不是想要表明，共产党已经集体决定，要公开地和腐败分子和罪犯站在一 起？ 是不是想要表明，中国立法司法执法不是为了社会公正，而是只为掌权者服务？是不是想要表明，中国现在要建成只有权力，没有责任；只有犯罪，没有法 治；只有政党，没有人民；只有刺刀，没有言论的特殊社会？
    
     究竟是谁在抵制民主法治，要把“无产阶级专政”，搞成“有产阶级专政”？
    
     我 认为，滥用国家权力和国家暴力阻止学生家长问责校舍豆腐渣工程，把事关法律尊严和政治责任的复杂社会问题，变成6万9万10万买人命的简单经济问题，就是 实实在在地把天灾变成了人祸，并人为地把人祸再次扩大了若干倍。这种社会性的“次生灾害”能够导致的，不是“社会稳定”，而是社会崩溃。
    
     被 人为事故放大了后果的自然灾害，是一种社会性灾难。这种灾难的发生，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不能逃避应负的责任。我认为，各级人民政府，欠全世界一个真象，欠 全社会一个问责，也欠所有的地震死难者一个交待。抛开地震预测预报问题不论，至少以下问题，政府有责任告诉人民：1)、地震带上修建大型水库的安全性问 题；2)、地震带上民用建筑设防标准的落实到位问题；3)、校舍、医院等公共建筑的公共监督及地震设防、建筑分类、修建标准问题。
    
     在 校舍问题上，我沉默了两个月，不是不敢写，而是“写不出来”。正如同去北川的唐诗林先生所言“心灵震撼太大，拿起笔来双眼已模糊，哽咽无法控制”。现 在， 看到事情这样发展，我感到自己很可耻。在北川中学的废墟前，我对孩子们有过承诺。现在，我要重新拿起这只千钧之笔——哪怕提笔就死，我无怨无悔。
    
     请龙门山作证。
    
     四、制度作弊 羌山无语
    
     无 须怀疑，在地震中直接导致人员伤亡的不是地震，而是建筑。地震可能导致房屋垮塌，致使人员伤亡。合格的抗震建筑，人员伤亡很小；不合格的抗震建筑，人员 伤 亡较多；而在地震Ⅶ度设防区里修建不抗震甚至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只能导致人员大量伤亡。如果大量的公共建筑都是不合格建筑甚至是豆腐渣工程，如果 没有 合理的防震减灾体制和合格的三预机制（预测、预报、预防），大地震发生大面积的人员大量伤亡，是必然的事情。
    
     5·12 大地震后，汶川和北川可以作为两个不同的样板地区，用来研究天灾人祸的真正成因。多年来，汶川也被人称为大禹故里，但是汶川作为《四川省防震减灾十年规 划》的四川省示范县，虽距震中仅50公里，房屋倒塌却不及20%，人员伤亡也不及6.7%。而同为大禹故里，同为地震Ⅶ度设防区的北川县，距离震中已经超 过100公里，房屋倒塌却超过90%，人员伤亡超过50%。不知道这样强烈的对比，是不是某些部们发明并坚持“汶川地震论”的真正原因？
    
     同 样的地震，不同的结果，巨大的差异性至少反映出三个问题：（1）《四川省防震减灾规划》中“经济建设同减灾一起抓”的指导思想，以及“预防为主，防御与救 助相结合”的工作方针，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至少在北川是如此；（2）北川作为规划要求的Ⅶ度设防区，大部分建筑达不到设防要求，特别是公共建筑是如 此；（3）北川部分公共建筑特别是校舍建筑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有的是明显的豆腐渣工程。以上基本事实，应该有人负起责任来。
    
     这些基本事实，通过这次国内多数公共传媒出自良知的“集体造反”，已让全世界有目共睹。无论今后“主流媒体”怎么流，也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事情。
    
     早 在 1999年12月30日，《四川省防震减灾规划》就指出，四川省90%的强震集中在甘、阿、凉地区的地震活动断裂带，包括鲜水河地震带，安宁河地震带和 龙门山地震带。该规划在十年前，已对今后20年内可能在三州地区发生多次破坏性地震，作出了较为准确的长期预测，并确立了年、季、月、旬、周预测会商及内 部通报制度。近年来，在体制内外都有关于四川地震的中期预测和短期临震预测信息，多达几十条。然而既然有预测，为什么没有预报和预防呢？
    
     1998 年 12月17日， 由国务院发布的《地震预报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全国性的地震长期预报和地震中期预报，由国务院发布”。同时规定：“省、自治区、直辖 市行政区域内的地震 长期预报、地震中期预报、地震短期预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发布”。这些规定证明：地震预测、预报和预防，是两种不同的权 力，第一种权力属于专 业职能部门，第二种权力属于公共管理部门。这个制度安排埋伏下的巨大的隐患是：即使专业部门有了科学的预测，也不能擅自发布，而是 要服从于公权部门的非科 学因素的公共决策。有时这类公共决策，特别是小概率突发事件发生时的仓促应对（比如自然灾害、群体事件、安全事故等等），往住做 不到以人为本。这种制度安 排，可能导致预而不测，测而不报，报而不防，防而不力的严重后果发生。5·12大地震，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5·12 大地震前，根据紫坪铺蓄水后监测到的700多次地震记录，水库地震研究部门和四川地震行政管理部门曾经作出了准确的大震中期甚至短临预报。但是由于对震级 估计不足（据报为5.0~5.5级）而成为一次技术性失误。这个低估失误致使决策部门对地震后果估计不足，导致了不发预警的决策失误，由此导致了严重的社 会性后果。可见，目前《管理条例》正是使决策层陷入决策困难的制度陷阱。该条例与当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相冲突，应该予以废除。
    
     人 祸的祸根，不是人，而是事，是体制不健全和机制不合理。制度缺失酿成的人祸，使受害者和加害者，无论官与民，共同成为牺牲者。中国体制陷井，已经成为最 大 的发展瓶颈，这个陷阱使公共权力越位，公共政策错位，公共监督缺位，公共利益受损，各类公共建筑也因不受监督而粗制滥造并滋生腐败，成为危害公共安全 的危 险物品。
    
     天灾与人祸的合谋，成为谋害中国北川孩子的两把刀子；前一把刀子可以伤人；而后一把，人祸的刀子，才是真正致命的。
    
     这一切，象一个讽刺，不应该发生在大禹故里。羌山无语。
    
     五、禹生北川 可成定论
    
     大禹，中华民族人文初祖之一，炎黄之后又一位华夏文明创始人。据史记，大禹治水兴国，开创九洲，统一中国，是华夏民族第一个统一王朝的奠基者。
    
     西 汉杨雄《蜀王本纪》记载：禹生石纽。据考，四川省北川县禹里乡石纽村石纽山，即为夏禹诞生之地。自古以来，石纽山即被视为神圣之地，方圆百里之内不敢农 牧 或人居。即使犯罪之人潜入，官府也不得入内缉捕，在此潜修三年后可获赦免。禹里乡内，至今尚存禹穴沟、刳儿坪、洗儿池、望崇山（禹父鲧，号崇伯）、禹 王 庙、岣嵝碑（禹功碑）、“石纽”、“甘泉”、“禹迹”、“禹穴”（大小虫篆）等遗址遗迹。这些遗迹，就是龙门山为“禹生北川”作出的证词。
    
     在 当今学界看来，共识较高的观点是“禹生北川，兴于西羌”。大禹治水始于岷山湔水，早期活动在北川、汶川、都江堰等古汶山郡地区。大禹治水兴邦，除害兴 利， 在此形成了大禹故里文化带。夏传子，家天下。自夏商周始，夏禹以“导为主，湮、障、厥为辅”的治水兴国模式，主张“敬民，养民，教民，护民”的民本 主义， 奠基了以水利社会为特征的华夏文明。随着大禹从河流上游走向中下游的治水东行的脚步，随着先秦各期中原文化的繁荣兴盛，禹学经历了西兴东渐的历史 过程。以 至于儒圣孔子也把夏禹视为至公至正，无可挑剔的完人，赞曰：禹，吾无间然矣。暴秦之后，主权高于人权的国家主义专制文化替代了民本主义，封建专 制“主流文 化”的狭隘视野，使大禹故里北川包括大禹治水治国思想从历史长河中淡出，埋葬了这一段历史文化叙事。
    
     北 川建县于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以大禹古迹石纽、甘泉各取一字，组成石泉县（634年~1914年），城址在治城（1992年更名为禹里），北川人 称老县城，距今已有一千三百七十四年历史（若以北周建县计，当为一千四百四十二年）。唐朝建县时在距县城东南一里的石纽山下建有禹庙一座，为国内最早禹庙 之一。1935年，石纽山禹庙因人祸被焚毁（2002年重建），致使民间传统祭禹活动被迫移至禹穴沟口禹王宫（建于清乾隆年间，毁于文革，1994 年 重 建）。北川每年春秋两季及六月初六大禹生日，均要举行祭禹活动，年年延续，至今不断。禹里崇禹之风千年不绝，北川境内除禹里老县城建有禹庙外，禹穴、 片 口、坝底、曲山、通口、陈家坝等地，也建有禹庙或禹王宫，传承着大禹故里的悠久历史和文化遗产。因此北川，民风淳厚朴实，人民勤劳善良。
    
     多 年来，大禹故里北川县，占全了老、少、边、穷四大块（革命老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行政边缘地区、贫困地区）。1935年红军西北联邦政府在此首创禹里苏 维埃乡，首倡民族自治政策，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民族自治政府。然而历经68年的不断努力后，北川才于2003年7月，被批准成立北川羌族自治县，以全国最后 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唯一的一个羌族自治县，赶上了国内民族自治县的末班车。仅此，反映出红色政权对传统文化的不重视，对少数民族的不尊重。
    
     痛定思痛，5．12北川县城毁灭后，掌权者对大禹故里北川，应该有些惭愧。人民的政府，对北川的人民，应该有一个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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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见下面的一篇日志。